最简单的西式简历只有姓名。中国人的简历通常还会加上年龄和籍贯。我觉得这三条像文件柜的长宽高，有很多人，我没有见过他们，却需要对他们有印象，我只能把他们的简历填到我脑海里的文件柜，捏造出一种虚无、靠不住的印象。

一直偏执地认为乔治奥威尔是匈牙利人，并且希望他是一个德语作家。但他说英语，这对我是好事，因为我死了就能当面问问他，《1984》这本书，1950年刚1岁，为什么却起了34岁时候的名字。他也许会解释，无所谓，这只是个名字，你也可以叫他《一九××》，以制造一种悬念。99%的书出生时，名字将随她一生，即使是盗版书也有这个权利。有歌词说，人是一本书。但仿佛和书有点不一样，人可以改变自己的名字。名字是一种拟制，一种有魔力的拟制，甚至能改变一个人的世界观。北京有很多种点心，假如我一天决定自己改名叫艾窝窝，艾窝窝就让我有了新的意义，新的想像，新的形象。听到这个名字，我就会立刻在文件柜里新开一格，上面写着：艾－窝窝。旁边注明：“不是‘爱哥哥’，是艾窝窝”。艾窝窝吃完就没有了，可是改了的这个名字还是又将随我一生。所以在这一点上，人和书其实又是一样的，不像小猫小狗，换了主人就换了名字，却不会影响心情。对大部分人来说，不读的话，知道了书的名字也没有用。不真的去认识一个人的话，知道一个人的名字也没有用，这个人给我的印象就像文件柜的格子号码。虽然这样，在我身边，还是有几个人在22岁时改了名字。

自1998年起，我开始意识到22是和我今后命运相关的数。每天夜里我都会在22:22合上书本上床睡觉。高考时我的历史考出了150分中的88分，那一年我考上了北京的大学。那一年我整岁17，虚岁19，按照安徽的算法。今年是2006年。如果有一个人生于1984年，到今天正好22岁。在我很近的身边有一个人，总希望自己的年龄保持22岁，这个愿望很美，所以我愿意这个愿望能够实现。如果我是上帝，我会帮她实现这个愿望，如果这样的话，今年她生于1984年，明年她生于1985年，北京奥运时她就生于1986年了，正适合去做大学生志愿者。如果将来我写一本小说，我会在里面安排一个22岁的演员，或者22岁的学生，让她随书永生，但不会安排这个人做主角，因为我不希望引起读者的注意。如果让我保持年龄，我希望自己的年龄保持在16岁，这样我可以老去办身份证，隔年用一个新名字。我16岁的时候，还有算卦的人建议我改名晾，因为我五行缺火。如果我改了名字，我的性格也许就招人喜欢了。

我确实缺火。有些人的热情像火，我很羡慕他们的滔滔不绝。我说的话如果滔滔不绝，就开始招人腻烦。刚上大学时我很懵懂，在新生见面会上，我对同学说，“我是一个没脾气的人”，引发了哄笑，听到哄笑，我也跟着笑了，然后感觉到脸发烧，于是说“我说完了”，低下头，假装计算地上有多少尘土。我唯一不缺的是土。我的籍贯是安徽。如果你到过北京，你会发现北京的土很多，但是北京人不会觉得自己很土。可是听到河南，安徽这样的词，中国人就会有一种尘土感，就好像那里没有城市，只有乡村。这再次印证了我前面说的话，名字是个拟制。我相信年轻时候这种感觉无疑影响了人的性格，这也正好印证了钱穆先生的观点。我听说以后，也开始从不满意自己的籍贯变为不满意自己的性格，我还会偶尔想起算卦的人说的话，如果我改了名字，我的性格也许就招人喜欢一点。大部分人知道安徽出了朱元璋先生－－朱元璋从小很穷，当过和尚，后来又当兵，是个很土的人。我的籍贯也是安徽，可我不是朱元璋，我也没有种过田，打过仗。尽管这样，籍贯还是要随我一生。我小时候觉得自己很穷，现在我知道那是一种错觉。但是籍贯不是一种错觉。我会成为一个安徽籍的律师，一个安徽籍的丈夫，一个安徽籍的女婿，一个安徽籍的父亲。听上去像烤得掉渣的烧饼。钱钟书先生在《猫》里说，两广、湖南、山东的人可以雄赳赳的地说，我们这地方人就生来这样脾气。安徽显然叫不响。所以我的家乡有些同学来到外地，愿意打个障眼法，说自己是南方人，是南京人，或者眼看着别处说自己是上海人，可是上海的感觉像水，实在和我不像。我开始意识到人身上也有金木水火土。金星镶嵌在黑白的脑海里，麻木浮现出黏合的嘴唇。泪水咽到紧缩的胃里，怒火跳动在头发深处。这些都消失后，土的感觉又回来了。我终于接受了自己的出身。但是，我可能会用一种无所谓的语气来说本不需要说的话，来平衡自尊心上的这种缺陷。我家乡的孩子过家家，会说“假马假马”，意思就是“假装”。假马假马我是基督徒，我会说，土构成我的躯壳。假马假马我相信西方星座理论，我会说，守护着我的是土星。假马假马我来拍sony－bravia的广告，我会说，“我偏爱土－－这就是我要你看的土。”然后用一个长焦镜头猥亵地对着你。假马假马我给超女写蒙牛的广告歌，我会不客气地加上，土里土气就是我。

说完了。很多东西要想能说出来，必须隐藏在插科打诨的表面之下。